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深度转型，在华外资动向引人瞩目——

　　服务业外资占比连续５年超过制造业，成为外资在华“蓝海”；

　　沪粤津闽四大自贸区释放改革红利，引资高地效应凸显；

　　中国已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美日等国对华投资近两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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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资而言，中国是否还是机遇之地？在中国经济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际，外资扮演的角色有何变化？

　　新华社记者前往广东、上海、江苏、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采访各级商务主管官员，对话电子、汽车、工程机械、医疗保健、化工、物流等行业的跨国公司负责人，探究研判外资在华的现状和未来。

　　总体乐观，投资增长，何来“撤离潮”？

　　东莞南城宏图路，原诺基亚的标志性工厂，已在去年春季关停。记者近日在这里看到，昔日的工厂生活区中，每层楼的宿舍已被打通，改造成办公写字楼——一个能容纳近百家电商企业的产业园已具雏形。

　　近年来，随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部分外资将目光转向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地区；美德等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归，一些企业也在回流。类似诺基亚工厂关闭的消息，一度引发了外资“出逃”的议论和猜想。

　　“东莞确实有诺基亚工厂等一些外资企业关闭外迁，但并没有形成‘撤离潮’。事实上，低端代工生产企业的关停，淘汰了落后产能，为引进更多优质项目腾出空间。”东莞市商务局副局长方见波说。

　　“世界工厂”正在转身——东莞外资调查

　　新华社北京２月３日电（记者王希、熊争艳、叶前）这里是中国制造业重镇，“世界工厂”的名号蜚声海内外。

　　这里曾诞生全国第一批“三来一补”工厂，中国经济从此与世界有了割不断的脐带。

　　能否率先在后金融危机的转型“阵痛”中转身？低成本优势渐失后，外资“撤离潮”是大势所趋还是言过其实？“世界工厂”未来将为世界提供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记者来到广东省东莞市调查。

　　外资有来有走，实现“量质齐飞”

　　岁末年初，已近午夜时分，地处广深经济走廊中段的东莞市常平镇上，仍有不少大货车满载货物呼啸而过。

　　这是一座靠制造业起家的城市。

　　２０１５年东莞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约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迈入了“６０００亿元俱乐部”，智能手机、电子元器件以及服装、鞋帽等产品产量位居全国乃至全球前列。“东莞堵车，全球缺货”，并非只是一句玩笑。

　　“世界工厂”招牌背后，占东莞对外贸易额和工业增加值六成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外企一样，他们正承受着当下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种种压力。唯一的不同是，这种“不适”感或许来得更早一些。

　　外资在西部：昔日洼地 今日热土

　　新华社成都２月３日电（记者杨迪、熊争艳）再过５０多天，宜家在成都市的第二家卖场就将开门迎客。这是全球最大家具零售商进入中国市场１８年来，首度在西部城市布局“双店”。

　　新店经理范迪克说，近几年中国是宜家增长最快的市场，而成都市场一直在中国区名列前茅，因此公司对成都二店充满信心。

　　四川省商务厅统计，截至2015年底，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中有２９9家来到四川，即全球商业巨擘近六成已在这里投资。

　　“越来越多跨国企业进驻四川，表明曾经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等障碍日渐消除，投资这里的价值将不断凸显。”普华永道成都分公司合伙人徐闻分析。

　　谁能想到１９８５年，改革开放已进入第８个年头，全国已有６０００余家外商投资企业，四川才有了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饲料企业。

　　外资在四川３０多年的变迁，正是外资“掘金”中国西部进程的缩影。

　　“不能错失中国机遇”——走进新兴行业里的外资企业

　　新华社上海２月３日电（记者贾远琨）３Ｄ打印、跨境物流、机器人制造……这些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产业，外资企业是热情的参与者。它们为什么来？看好中国什么？又给中国带来什么？新华社记者走进３家新兴行业里的外企，一探究竟。

　　比利时３Ｄ打印公司：“中国智造”带来广阔市场

　　“中国制造业升级给３Ｄ打印技术的运用带来了广阔市场。”上海玛瑞斯三维打印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琴恩说。

　　诞生于西方的３Ｄ打印技术，现在已越来越多运用到我国医疗、航空航天、汽车、设计等领域。拥有２６年历史、总部位于比利时的玛瑞斯公司敏锐地嗅到这一商机，并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３Ｄ打印公司之一。

　　２０１４年５月，玛瑞斯先在上海成立研发中心，６个月后，又成立其中国首家分公司。

　　“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２００多种产品的产量是全球第一。‘中国智造’对品质的要求很高，激发了企业对３Ｄ打印技术的兴趣。”琴恩说。

　　利用外资须“登高望远”

　　新华社北京２月３日电（记者王攀、王优玲）外资，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于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而言，利用外资须“登高望远”，加快顶层设计，切实发挥外资的积极作用，助推经济腾飞。

　　登高，意味着要站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高度，对外资的选择目标性更强。目前，外资企业创造了我国近１／２的对外贸易、１／４的工业产值、１／７的城镇就业和１／５的税收收入。尽管外资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来者不拒”的时代已然远去，“超国民待遇”也成为历史。因为，面临转型升级的中国经济，不能再依靠低成本廉价劳动力，而是亟待从技术进步和创新研发中汲取增长新动力。利用外资势必要与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同步走。事实上，这样的变化已经初见端倪：当前，服务业外资占比已经连续５年超过制造业，特别是在钢铁水泥等传统基础产业中，新增外资基本为零。

　　望远，意味着应从实现中国经济长远持续发展的角度，不断深化改革，营造良好氛围，让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这就需要革除一些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弊端，营造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律环境。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为高质量的外资提供了更大力度和更具灵活性的支持政策，如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并逐步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等，正是此中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