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厚街是中国鞋都

内地开厂：工人薪水可省一半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鞋类生产和出口国。对于制鞋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最大的成本支出就是人工和厂租，而这正是内陆省份突出的“比较优势”所在。

3年前贵州六盘水的工业园当地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在1800~2000元，那时候东莞的工人工资水平为每月3800~4000元，也就是说，当地工人的工资水平仅为东莞的一半。

那时候，六盘水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全市经济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除了制定包括支持产业用地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还组织招商小分队到沿海发达地区开展定点式、跟进式、持续式的精细化招商，着力提高招商项目入园率。

到了今天，六盘水的成本优势依然存在。目前六盘水工厂的工人月薪为2800~3000元，东莞工厂的则要5000多元，再加上当地政府给免了2年的厂房租金，所以总的来说，那边的成本要低很多。即便加上原材料和成品的运输成本，仍然是划算的。

一开始建厂的投入，再加上前几年的亏损，有老板前前后后投进去差不多2000万元。这对于近年来屡受国内外市场冲击的制鞋企业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成本。

不过有老板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说，工人招进来是生手，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从工厂正常运作到实现盈利一般要2年多的时间，这个是去任何地方开厂都无法避免的。好在六盘水的工厂已经可以看到回报，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自从3年前他到贵州六盘水开了分厂，厂子就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直到今年6月，才实现盈亏平衡。

同样位于东莞厚街的另一家鞋厂更早去内陆开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鞋厂老板就把鞋厂开到了湖南和江西。

那个时候迫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想尝试去成本更低的地方，选择湖南和江西是因为我们东莞厂里的工人就来自于这两个地方，后来去了发现，确实成本低。

自“泛珠合作”提出以来，东莞的制鞋业就逐步向湖北荆州、安徽阜阳、河南周口市、江西赣州与南昌以及湖南的常德、益阳、郴州等内陆各省市转移，同时呈现出从简单的鞋面加工向整条中低档生产线转移的趋势。

2010-2017年我国鞋产量(单位：亿双，%)

规模缩水：招工不易效率不高

尽管成本低廉，但童水顺在湖南和江西的工厂维持到2014年还是关了，迁去了越南和柬埔寨。让人没想到的是，除了关税问题，招不到人成为关厂的最主要原因。

去了当地反而招不到人了，可能大部分人还是愿意来广东打工，薪资比较高。在当地的工厂只招到几百人。工人不够(规模上不去)，成本就降不下来。

在东莞制鞋业的鼎盛时期，有老板在东莞开过5家工厂，员工近万，年产500万~600万双鞋。但他目前已经把这些工厂压缩到了两家，一共才不到600人;东南亚的工厂有1000多人，总产量一年100万双。

永都鞋业目前在东莞的工厂700人，在广东四会和贵州六盘水的工厂加起来1300人，共计年产量约为200万双。

然而，永都鞋业在六盘水的工厂也遭遇了招不到人的窘境。原本第一年招到了1000人，形势一片大好，但紧接着第二年就陷入了“用工荒”，这让人很郁闷。今年，招工情况又有所好转，也说不清为什么。

优化布局：打造自有品牌

30多年前，东莞厚街镇正是靠着积极承接世界鞋业产业的国际化再分工和梯次转移，大力引进和发展鞋业产业，吸引了大批以中国台湾为代表的境外鞋业企业家、商家落户，才逐步聚集成了大规模的国际性鞋业制造工业群体。

如今，东莞的制鞋企业纷纷谋求转型升级，倚仗健全的产业链配套，将加工生产环节转移出去，保留研发设计和采购成为许多企业的共同选择。

从厚街镇政府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在该镇从事皮革、鞋材、鞋机、鞋用五金配件的生产和销售企业约4000家，其中鞋机生产企业约300家;常驻厚街的贸易商、采购商800多家，美国、巴西、日本等长驻厚街从事鞋业加工、贸易和采购的工作人员多达5000余人。

更重要的是，东莞已经成为世界制鞋专业人才最主要的集散地，不仅包括制鞋的熟练工，还包括设计师、加工工艺方面的人才。

凭借完善的配套，即便东莞鞋业一直以来走的都是加工贴牌路线，未来也仍然有潜力。

永都鞋业九成以上的产品属于贴牌代工，但徐文雄并不担心订单。因为公司主要生产的是户外功能鞋，用于打猎、登山、职业攀岩等场合，技术含量较高，对原材料、生产工艺都有特殊的要求，而目前市面上，能够做这一类功能鞋子的工厂并不多。

永都鞋业目前在东莞的工厂主要承担研发设计、采购功能，配件生产主要放在四会的工厂，六盘水工厂则是成品鞋的主要生产基地。

“去六盘水开厂实实在在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为我们培育自有品牌‘积杰’争取了更多的时间。‘积杰’今年预计可以卖到8万~10万双，我的计划是OEM再做5年，逐步让自有品牌站稳脚跟。”徐文雄说。

泛珠三角区域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等九省区(下称“内地九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统称“9+2”区域)。

永都鞋业和昌健鞋业，只是众多泛珠区域制造企业尝试产业转移的缩影。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从2004年提出泛珠合作到2016年上升为国家战略，欠发达地区对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态度有了一定的改观，尤其是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泛珠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区域融合发展成为共识。

在过去的15年里，泛珠三角内地九省区设立了数十个不同类别的产业转移对接园区，形成了珠江-西江经济带、闽粤经济合作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粤川自贸试验区、北部湾临海产业园、湘赣开放合作试验区等跨省产业合作平台。

以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为例，作为中国目前唯一横跨东西部的省际合作试验区，截至2017年底，3年累计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近300亿元，年均增长30%以上，成为珠江-西江经济带新的增长极。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副市长徐文伟曾公开表示，梧州市承接产业转移的项目60%来自粤港澳地区，其中不锈钢、陶瓷产业完全由广东地区转移过来，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产业链集群效应使东莞各种配套设施十分完备

9月5日，第十二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在广州召开，以“共享湾区机遇 开放创新发展”为主题，不少省份表态希望继续承接产业转移。

李鹏认为，产业转移对承接地来说不仅仅是创造了就业，还能帮助当地减轻留守儿童问题，并把当地的农民工培养成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产业转移对于东莞制鞋业本身也是有利的，产业链布局得以优化，加快了转型升级。

“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原本5000人的工厂变成10个研发中心，从经济效益来说，人少了产值反而高了。虽然工人少了对东莞的第三产业有影响，但却改善了东莞的居住环境，绿地更多，公共服务设施更好。”李鹏表示。

林江认为，即便政府有承接的意愿最终还是要看市场的反应，若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就应鼓励。而要引导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承接地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因为这些企业是从发达地区过去的，对市场环境的要求很高也很敏感，这需要当地政府做好“放管服”改革。

“我们还可以从更高的角度来提产业转移——价值不在于现在做什么而是带来新的理念和新的产业。发达地区的企业过去后教当地政府去做产业配套、培育产业链、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等，同时，产业链有没有可能跟先进制造业重叠并连接起来，在经过转型升级后形成全新的发展格局，这对于中西部地区的意义就很重大了。”林江说。